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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传教士对我国近代印刷术影响的探讨

1 我国近代印刷术并非由传统印刷术演变而来

中国古代的印刷起源甚早，但发展缓慢，到了近代仍处在很低的发展水平。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早期近代适合中文传播的近代印刷技术和印刷规范的并不是中国古代的印刷术演变而来，而是西方传教士独立创办的。为什么古代的印刷术不能演变为近代印刷术？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探讨：

首先，中国自古以来有尊重经典的传统概念，使得付印者力图保存雕版印刷使用的刻板，以免讹传，并可随时增印。而活字版则十分容工程装修易把字误植造成文本的失真，并且一般一次印刷完毕就必须拆版以便下面的印刷能继续使用那些活字。且活字印刷术的技术要求比雕版印刷术的技术要求高得多，它至少比雕印术多了制作字模、铸造活字、排版等较高的技术环节。而雕印只须刻板和刷印两大技术步骤就可完工，适于推广。即便是文盲也可以依样刻印而成为能雕一手好字的刻工，而对活字印刷来说，排版者必须具备相当的文化程度。

其次，利用活字印刷的初期必须制作大量的字型，其投入相对于雕版直接刻印是十汽车行业的飞速发展分巨大的。因此私人字型刻印和商办的书房书肆一般不可能进行如此大规模的投入。因此，在中国因为铜活字印刷需要大量资金，这类印刷几乎完全由政府推行，一旦政府不再支持即告中辍。这一弊端便限制了大量私人及商办书肆大规模向近代的转型。

同时，传统印刷术与书法联在一起，制约了印刷术的革新。中国古代的雕版印刷采用手书上版，想用哪种字体，就写哪种字体，这一点是活字制作无法达到的。雕版可以存放，十分易于重印，这对于保存某些珍本、传承书法艺术具有重大意义。古代中国的印刷出版基本上是雕版印刷，近代以来民国时期仍然盛行。

最后，也是最根本的限制传统印刷除影响钳口不同心外向近代化转型的原因，则是长期的封樟树建统治带来的制度弊端。中国虽然早在11世纪40年代就发明了活字印刷术，但中国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都阻碍着这一技术的发展。

以上论述可以说明，传教士们所导入的西式印刷和中国本土原有的活字印刷，在使用活字这一点上，是有共通之处的。众所周知，早在11世纪初的中国，毕升就曾使用活字进行书籍印刷。自此以后，活字印刷的研制和使用一直没有中断，但活字制造却基本停留在雕刻阶段，印刷方法也没有超出手工业操作领域能显示光斑并捕捉斑心。因此，尽管毕升的发明，比古登堡早了四百多年，由于印刷效率、质量和成本都劣于木板雕印，所以终于未能像西方的近代印刷术那样，发展成为机械化的大规模生产。可以说，中国本土原有的活字印刷所面临的技术难题，主要是由于西式印刷越境来到而解决的。

2 西方在华传教士的印刷活动的技术分析

两百多年以前的1805年，英国伦敦布道会选派基督教新教传教士马礼逊（ Robert Morrison，1782- 1834）来中国传教，1807年9月8日到达广州。为了印刷中文圣经，开始在广州秘密雇人刻制中文字模，制作中文铅活字。

后因清朝政府严禁，刻字工人害怕招来灾祸，将所刻字模付之一炬，以求灭迹。马氏此举，是在中国本土采用西方铅活字印刷术制作中文字模、浇铸中文铅活字的开始，所以，印刷界将其作为近代印刷术传入中国之始。

l840年鸦片战争失败，西方传教士在不平等条约保护下犹如潮水一般地涌入。据不完全统计，在19世纪前后的百余年间，基督教在中国创办的印刷机构不下60所。其中有些印刷机构，譬如美华书馆、墨海书馆等，规模宏大、技术先进、设备精良，在近代早期的中国出版印刷业中独步一时，占尽风骚。有关近代基督教及其传教士在中国创办印刷机构的情况，从美华书馆和墨海书馆等几个主要机构的设置情况，可大致见其一斑。

墨海书馆（ London NissionarySociety Press）是19世纪英国基督教伦敦教会在上海最早设立的印刷机构之一。书馆拥有当时中国最先进的印刷设备，即铅活字印刷设备，计有3台印刷机、大小英文铅字7副、中文铅字2副（ 相当于今天二号、四号）。王韬就曾对这一新技术的使用过程有相当详细的描绘。王韬写道：“ 以印书车床，长一丈数尺，广三尺许，旁置有齿重轮二，一旁以二人司理印事， ?? 推送出人。悬大空轴二，以皮条为之经，用以递纸，每转一过，则两面受印，甚简而速，一日可印四万余张。字用活板，以铅浇制。墨以明胶、煤油合搅煎成。印床两头有墨槽，8、重点新材料利用示范保险补偿试点是怎样斟酌的？以铁轴转之，运墨于平板，旁则联以数墨轴，相间排列，又揩平板之墨，运于字板，自无浓淡之异。墨匀则字迹清楚，乃非麻沙之本。因当时上海尚无发电设备，书馆印刷机的动力是“ 用牛旋转”，正因“ 印速甚快”，“ 制作甚奇”，“ 用牛旋转”，在上海引起轰动。当时墨海书馆的印刷技术对上海士人及文化界带来的心理冲击无疑是巨大而深远的。

但是， 如果从技术层面上看。当时西方印刷机构采取的中文铅活字印刷虽然快速清晰，具有较之雕板印刷技术无可比拟的优越性，但是中文字模的制作技术却仍没过关，还得依赖手工，既费时又费钱，直到中文字模电镀法发明后才使制约中文铅印技术发展的瓶颈问题得到了根本的解决。而这一使命是则由美华书馆的负责人姜别利来完成的。姜别利（ William Gamble 1830～1886）爱尔兰人。美国长老会传教士。17岁移居美国，在费城一家印刷公司当学徒，后去纽约从事《圣经》的出版工作。1858年奉派来中国宁波主持华花圣经书房。他发现上海比宁波更有发展前途，经主管部门同意，把印刷所改名美华书馆，并于1860年12月迁至上海。他来华后，针对汉字字体复杂、字数繁多、镌刻困难，于1859年在宁波创制了电镀字模。“ 其法以纹理细密的黄杨木刻阳文字，镀制紫铜阴文，镶入黄铜壳子，这较之先前以手工刻模，大为省工，且字型完美，笔锋清晰”。此后，姜氏将汉字按照西文活字规格，制成七种不同大小的汉文活字，称“ 美华字”，即后来俗称的宋体字。这种字模和铅字发明以后，美华书局大量制造，出售给上海、北京等地报馆、书局，成为此后几十年中中国最通用的字模和铅字。

爱尔兰人姜别利在中文印刷史上，还有一个重大贡献是创用元宝式字架。汉字字数繁多，给检字排字带来了很多困难。为了解决这一难题，他雇用两名学者，花了数年时间，将汉字按使用频率分为常用、备用、罕用三大类。他创造了一种木架，正面置字24盒，装常用、备用铅字，两旁46盒，装罕用铅字。每类字均依《康熙字典》部首检字法分部排列。排工中立，就架取字，速度较以前至少提高三倍。这种字架，亦为各种报馆、书局广泛使用。

整体上看，西方传教士在近代中国的出版活动，使西方先进的出版印刷机器和技术东渐而来，这是促使中国印刷术近代化的第一个要素。至20世纪初年，铅活字凸印、石印术、制版照相术、平版胶印、雕刻凹印和影写凹版、泥版、纸型铅版和珂罗版技术，已逐渐被引进中国，这种情况为中国近代出版业的过渡提供了坚强的物质技术基础。

3 近代印刷术传入对中国印刷业的积极影响

西方传教士在中国开办了拥有先进印刷术的近代出版机构，促进了中国图书出版作为一门独立行业的出现。1882年成立的同文书局、1897年成立的商务印书馆、1902 年成立的文明书局、1912年成立的中华书局、1916年成立网链的大东书局、1917年成立的了世界书局等，都成为中国近代出版事业不断推陈出新的高峰，而这都是在吸收西方印刷技术、理念基础上的产物。

首先，教会出版机构为近代中国印刷企业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管理和经营样板。例如，美华书馆的、印刷出版、发行“ 三位一体”的组织形式，就为中国后来许多出版企业，如商务印书馆、文明书局、中国图书公司、中华书局所采用。甚至所、印刷所、发行所这些名称都是照搬的。兴起于19世纪末的中国民营出版机构，其创办者大都曾经是传教士或洋商出版机构的雇员，如商务印书馆的创办人夏瑞芳、鲍咸恩、鲍咸昌、高凤池四人，曾分别在美华书馆、字林西报馆、捷报馆当排字工。同时，这些民营出版企业创办初期的主要生产设备、管理经验等，也大都来自传教士和外资出版机构。当时商务印书馆采取当时先进的西方资本主义企业的经营方式，建立起顺应当时印刷市场需求的编、印、发一体化经营机制。这一举措使得商务印书馆的业务蒸蒸日上，企业规模迅速扩大，很快进入它的全盛期，成为全国规模最大，技术设备先进的、大型印刷出版企业。此时的商务印书馆，不仅在上海总馆设有制度完备、机构健全的总务处、编译所、发行所和技术、设备先进、完善的印刷总厂，而且还在全国各省市和重要商埠设有85个分馆以及相糖果机应的印刷分厂。同时还跨出国门，在新加坡、吉隆坡设立了分馆。全盛之时职工总数多达3600余，规模之大，人员之多，为当时国内印刷出版企业之冠，为中国近代教育印刷出版事业的发展产生了积极而又深远的推进作用。

商务印书馆能得以迅速发展，除以夏瑞芳为首的经营者们的经营有方之外，还与总经理王云五所推行的科学管理有着密切的关系。王云五在欧美考察西方先进的科学管理之后，着手在商务印书馆进行管理改革。首先举办工厂干部训练班，对商务印书馆的管理干部进行培训。训练班聘请了11名专家来讲授近代工厂的管理知识，使受训者成为熟悉近代印刷企业管理、推行科学管理的骨干力量。前后受训者多达110余人。王云五以实行科学管理的管理改革，在物资管理和劳动生产率两方面获得成功。到上世纪30年代初，商务印书馆已是一个组织严密、制度健全、设备完善、技术先进、品种繁多，全能、大型的印刷出版企业。仅印刷部分，当时已有印刷工厂五所。以上海的商务印书馆印刷厂为例，下设41个部处，如有出版事务部、美术事务部、彩印管理处、